　　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人民反抗情绪高涨，要求改革体制。慈禧太后为缓和矛盾，不得不做出加强改革，预备立宪的姿态。

　　1905年，清朝政府派载泽、戴鸿慈、端方、李盛铎、尚其享五位大臣出国考察宪政。

　　考察团到国外是笑话百出。到美国旧金山时，旅馆服务员帮他们携带行李一起进了电梯，大臣们以为这是将他们带进一间矮小的房间，是有意怠慢他们，十分不满，大发脾气。当电梯启动上升时，他们又大吃一惊。待电梯停下，服务员将他们带入华丽的房间时，他们才知道是自己误会了。

　　还有一次，一位大臣从外面返回旅馆，匆匆进入房内，竟发现一名金发女郎睡在床上，正当他疑惑不解时，女郎醒了，看到这位大臣，大吃一惊，连忙大声呼救，这位大臣更感奇怪，便问女郎“夫人，这是我的房间，你怎么睡到我的床上来?”女郎听不懂汉语，呼叫得更厉害，许多旅客都围了过来。

　　恰在这时，一位懂外语的中国随员赶到了，急忙向女郎解释道歉，拉着这位大臣离开了。大臣仍不知怎么回事，随员告诉他，是你走错了一层楼，外国的旅馆每层楼的布局都是一样的，摆设的家具也一样，所以，你走错了还不知道。

　　大臣们对立宪政体，本来就一窍不通，到外国转了一圈也没搞明白宪政是怎么回事。回国之后如何向朝廷汇报交待?他们想了一个办法，请当时正流亡日本、被他们称为大清朝的“乱臣贼子”的梁启超和另外一位懂宪政的留学生杨度代拟他们的出国考察报告。

　　可是，当他们考察结束，回到国内时，两人的报告还没写好，考察大臣这下着了慌，急忙派人赶到日本催要，在国内则借考察东南名气为由，拖着不进北京。直到报告催要到手，才回到北京交差。这样的考察，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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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认识世界的一次盛举——清朝五大臣出洋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敲开，中国人步履蹒跚地开始了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艰难历程。在这一历程中，1905年至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不仅直接影响了清末政局的历史走向，同时也书写了近代中外关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后义和团时代中国认识世界、加强对外联系、向世界展示中国改革形象、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重要事件。

　　中国认识世界的一次盛举

　　清末五大臣出洋兵分两路，一路由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为领衔考政大臣，随从人员43名，自1905年12月11日离京至次年7月23日返京，重点考察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一路由戴鸿慈、端方为领衔考政大臣，随从人员33人，自1905年12月7日离京至次年8月10日返京，重点考察美国、德国、奥地利、俄国、意大利，并顺道考察了丹麦、瑞典、挪威、匈牙利、荷兰、瑞士等国。

　　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时合影

　　关于考政大臣人选，正如革命派舆论机关《民报》所评论，不是“最亲爱之天潢”，就是“极老成之卿相”。确如其论，载泽为嘉庆帝曾孙，封镇国公，戴鸿慈为户部右侍郎，端方为湖南巡抚，尚其亨为山东布政使，李盛铎曾任出使日本大臣。尤值称道的是，考政大臣负责选拔的随从人员素质颇高，《大陆》即言“几乎将京内外知名之士搜索一空”。据统计，两路考察团具有留学教育背景者各有12人，占到较高比例。其中，唐元湛、温秉忠为第二批留美幼童;陈恩焘、伍光建为首批官派留欧生;陆宗舆、杨守仁、戢翼翚、唐宝锷曾留学早稻田大学，欧阳祺曾留学哈佛大学，施肇基曾留学华盛顿大学、康奈尔大学。舆论界对于留学生入选考察团颇为欢欣，《华字汇报》称欧阳祺长于公法，“此次调查宪法必能展其所长，为祖国造无疆之福”;《大公报》称陆宗舆研究政法有素，“考查各国政治必可收实效”。其余多数随从人员亦专意经世之学且学有专门，诸如熊希龄、吴宗濂、陈琪、吴勤训、夏曾佑、关冕钧、姚鹏图等人。另外，随从人员当中亦不乏官宦子弟，如邓邦述(邓廷桢之曾孙)、李焜瀛(李鸿藻之子)、沈觐扆(沈葆桢之曾孙)、张允恺(张人骏之子)、徐世襄(徐世昌堂弟)、朱纶(朱家宝之子)，展示出官场对五大臣出洋的看重。

　　清政府遣使谕旨虽以“考求一切政治”为言，但很明显赋予考察团的核心使命是考察各国政治制度，为中国能否乃至如何推行改革提供决策依据。舆论界对此亦心知肚明，如遣使谕旨甫颁，《申报》即刊文将五大臣出洋与日本改革之前的出洋考察团相提并论：“此一行也，谓之如日本明治四年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视察欧美之举也可，谓之如明治十五年伊藤博文周游列国查考宪法制度之举也亦可。”《时报》也指出五大臣出洋异于既往之处：“自同治以来通使诸国四十年矣，要皆以议约、报聘，专于外交，从未有以采风问俗为自强改革之资者。”考察团的某些论调甚至走在时代前列。以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为例，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欧美各国君臣平等关系的艳羡：“观欧美诸国，君臣之间，蔼然可亲，堂陛周旋，宛如宾友。”对自由、平等的介绍，读来更是让人耳目一新。关于自由，戴鸿慈认识到“人人于其权利范围之中得以为所欲为”乃自由之真谛，但并非“放纵无节之谓”;关于平等，他写道：“上自王公，下逮庶民，苟非奴隶，皆有自主权，其享受国民之权利维均”。除政治制度外，举凡军事、经济、社会、教育、市政，皆在考察团考察之列。

　　总之，较之以往的出洋考察团，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具有规模大、规格高、考察国家多、考察范围广等显著特点，是近代中国主动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一次盛举。

　　推动了中外交流

　　近代以来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中国外交环境日益恶劣，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考察团出行之际，中国外交环境尤其严峻，如中法关系由于南昌教案一度紧张，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使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遭到最严重的危机。然而，考察团遍历各国时则普遍受到热情接待，并未遭到冷遇。法国政府“并未以南昌教案为事”，美国政府亦“派员照料，接待甚优”，其他所至之国亦是“莫不推诚相待”。推其原因，正如出使美国大臣梁诚所言：“我国家振奋图强，议行宪政，彼邦人士钦佩至诚，露于不觉。”

　　1905年12月，晚清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

　　与政、商各界广泛交往，是考察团联络邦交最重要的途径。载泽考察团在会晤日本天皇之前，先将慈禧及光绪皇帝致赠日本天皇、皇后礼品托式部官呈上。会晤当天，“(载泽)行鞠躬礼，读颂词，呈国书。日皇手受，答如礼，敬颂皇太后皇上安，辞意殷挚。礼毕，至凤凰间宴席”。戴鸿慈、端方在拜见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时，致辞中有“颂大伯理玺天德福寿康强并大美国人民太平幸福”之言。后者在答辞中说道：“余所以欢迎彼等者，盖欲显明吾美对待中国之真诚也”。同时又致信光绪皇帝：“您的访问团把贵国的友好情谊带到了美国，我们也请考察团将美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带到中国去。”在华盛顿，戴鸿慈、端方还受到美国国务卿路脱的热情接待，当日参加会见的有六十人之多。端方在演说中表达了希冀学到更多知识以便带给中国国民的愿望，路脱在答辞中回应：“我希望你们能够在这里收获满满，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从中国学到了很多东西。”在纽约，戴鸿慈、端方参加了亚细亚协会的招待宴会并致辞，参加的二百多人当中大部分为纽约市“有势力之商家”。

　　教育交流也是考察团颇具特色和成效的交流方式。在考察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时，戴鸿慈、端方与校方积极协商，争取到上述学校的留学学额以及留学费用的资助，构成近代中外教育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1908年端方派遣十五人分赴各校，其中即有后来成为孙中山夫人的宋庆龄。载泽、尚其亨、李盛铎还得到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剑桥大学校方在授予典礼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尊敬的大清国考察团，你们跋山涉水考察世界各国，你们的使命如此之重，困难无疑将会伴随你们的考察之旅。殿下能够访问剑桥令我们倍感荣光，我们热切希望，从今以后我们各自的国家、政府以及国民，彼此之间能够和睦相处。”对于得授荣誉学位，载泽在日记中颇为激动地记道：“谦伯里区(即剑桥大学)为英最古之大学，笃克罗(即博士学位)乃英最高之学位，非品学端粹，著述宏富，为士林推重者，不轻相假，他国人得此，尤为荣耀。”国内舆论界对此亦是欢欣鼓舞，如《大公报》即称是举“洵可谓增使节之光宠，极海外之荣誉”。

　　考察团在出洋期间的各种交流活动，不仅仅是表达礼节的一般仪式，而是具有交谊功能的重要外交手段，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了解，有效地联络了邦交、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正如戴鸿慈在日记中所记：“相见日多，则相知亦深。”

　　展示了中国改革新气象

　　五大臣出洋考察团的列国之行，吸引了国外舆论的广泛关注，相关报道、评论不仅仅关注到考察团行程，还涉及考察团此行对中国政局走向的影响以及将来中国推行改革要面临的困难。

　　戴鸿慈、端方考察宪政(1906年芝加哥)

　　以端方、戴鸿慈在美国的考察为例，诸如与美国国务卿路脱的会晤、对美孚石油公司的考察等活动，《纽约时报》都做了大篇幅报道。关于考察团考察美孚石油公司，该报除介绍具体细节外，还颇有远见地预料到中国石油工业必有兴盛之日：“毫无疑问，中国有许多石油储藏而且终有一天被开发，石油迟早会成为中国的一个正规行业，考察团今天所学到的东西极有可能推进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对于考察团的考察态度，美国舆论界普遍给予好评，《教育杂志》即言：“以西方人都觉得忙乱的速度，中国代表团已经横跨了美国，并考察了这个国家的工业和政治情形，他们对这里所有的事物都表现出浓烈的兴趣。他们温文尔雅的举止和品格，表明他们是其国民中的最上流一族，他们的确是对自由制度甚表认同的中国第一层级的政治家。”

　　国外舆论在关注考察团行程的基础上，进而深入观察清政府的政治动向，并对清政府即将推行的改革建言献策。在载泽考察团抵达东京后，《日本》杂志刊文介绍其目的在于“视察我国宪政，以期改善国内政治体制”。《东京朝日新闻》指出中国推行改革与日本不同之处在于“满汉之界存乎其间”，预言革命派必将与政府大起冲突。《外交时报》发表日本政治家有贺长雄所作《清国政体之前途》一文，指出中国以君主亲裁变为立宪政体，清政府应当尤其注意国民能否达到立宪国民资格这一关键问题。《国民新闻》预言阻滞中国推行宪政改革的两大弊端：其一是“排外之意想盛也”，突出表现为“欲屏拒外人”;其二是“维新之主义左也”“但喜文明之外形，至其实际精神则固未尝梦见”。进而提出三策：确立“开放进取之策”;使国民政治知识力求进步;学习各国政治文明，不能仅仅满足于模仿“表质文物”，而应当“致力于政法学理之间”“当求其所以致此之因”。该论颇得国内舆论认同，《外交报》即称该论“抉吾国今日之弊”“其药石我也至矣”。英国《泰晤士报》指出中国幅员辽阔、政治管理松散，而政体改革牵涉问题太多，“只能通过缓慢且痛苦的过程才能实现。”《司葛司门报》强调宪政改革“宜行之事自甚繁夥”，建言中国学界应配合政府此举，“当有所预备，以待新政之设施”。《外交报》称赞是论：“诚哉是言!盖在上者有所考察而归，在下者有所预备而应，则立宪之事乃易如反掌。”

　　正如另一位日本政治家大隈重信所言，如果中国此次变法不是掩耳盗铃，“外国人从此就看得起中国人了”。可以说，正是借助外国媒体的介绍宣扬，中国的改革新气象在世界范围得到展示，由此中国的国际形象、国际地位也得到有效的改善和提升。这也给我们昭示出一个历史启示：一个国家能否赢得他国关注乃至尊重，在国际社会占有一席之地，除了自身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外，是否有求治之决心、展现求治之气象也是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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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臣出洋简介事件的过程及背景是什么样的

　　背景

　　20世纪初，经过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清王朝内外交困，统治摇摇欲坠。1901年1月，慈禧太后被迫宣布要“取外国之长”以“补中国之短”，实行变法新政。同年，张之洞、刘坤一联名所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也明确提出“拟请敕派王公大臣”分赴各国游历。其理由是，“亲贵归国，所任皆重要职事，所识皆在朝之达官，故其传述启发，尤为得力”。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以后，逐渐出现官员出洋游历尤其是赴日本考察的热潮，对推动清末新政的进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由于日俄战争和民族危机加深的影响，要求立宪的舆论日益高涨，驻外公使和地方督抚也纷纷奏请仿效日本及欧美政治，实行君主立宪。清廷决定派王公大臣出洋，深入考察欧美及日本等国政治，归国报告后再做决策，于是就有了1905—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

　　过程

　　选派人员

　　清廷所派考察政治出使大臣的人选几经变动，最初曾想派贝子载振、军机大臣荣庆、户部尚书张百熙和湖南巡抚端方，后因荣庆、张百熙不愿去，改为军机大臣瞿鸿禨与户部侍郎戴鸿慈。以后又因载振、瞿鸿禨公务在身，不能出洋，改派镇国公载泽、军机大臣徐世昌，不久又追加商部右丞绍英。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9月24日，正值使团在北京正阳门车站上车准备出发时，遭革命党人吴樾炸弹袭击。绍英等受伤，徐世昌兼任巡警部尚书也走不了，又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

　　因此，最后真正出洋的五大臣是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全部是高级别的一二品大员。镇国公载泽，姓爱新觉罗，满洲正黄旗人，是嘉庆皇帝第五子惠亲王之孙，其妻与光绪皇后隆裕是姐妹，属近支王公，宗室贵胄，故出洋后常被外国报纸称为“亲王殿下”。他是深得慈禧太后宠信的满族亲贵，出洋前任盛京守陵大臣，回国后不久就升任御前大臣、度支部尚书。户部侍郎戴鸿慈与湖南巡抚端方都曾在慈禧西逃时护驾有功，获慈禧赏识，刚出洋就分别被升为礼部尚书和闽浙总督，回国后端方更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尚其亨是二品布政使，汉军旗人，并与慈禧沾亲。而李盛铎原是慈禧宠臣荣禄之心腹，此时被任命为出使比利时大臣兼考察政治大臣。

　　五大臣出洋还选调了大批随员，选拔标准是“必须择其心地纯正见识开通者，方足以分任其事”。随员不仅人数众多，而且级别较高、素质较好，不少人后来成为政坛和外交界的风云人物。他们先是奏调了38人名单，实际上后来分两路出发时，仅载泽一路在其日记上提到的随行或先遣人员名单已达54人。戴鸿慈一路，其日记所记同行随员也有48人。随员中包括部分京官，如御史、内阁中书、翰林院编修，各部郎中、员外郎、主事等，还有地方官员，如道员、知府、知县，海陆军官如参将、都司，以及地方督抚派的随员和留学生等，有些是精通外语和外国情况曾经留学欧美、日本的归国留学生。其中包括民国时代当过内阁总理或部长、公使的熊希龄、陆宗舆、章宗祥、施肇基等人，还有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随员们各有分工，分别担任先遣联络、考察、翻译、编撰等任务。五大臣出洋目标远大，任务明确，调研细致。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7月16日，上谕规定目的是“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并要求在国外“随事诹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临行之前，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连日召见考察大臣，认真听取了端方演讲《立宪说略》，并让考察大臣带上些宫廷御点路上充饥。光绪帝还面谕军机大臣：考察政治是今天当务之急，务必饬令各考察大臣速即前往，不可任意延误。

　　出洋考察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12月11日，戴鸿慈、端方等人已经待命出发。鉴于上次出行的教训，这次出发时，北京火车站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实行戒严，所谓闲杂人等一概不能入内。“车站稽查严密，外人不得阑入”。按照惯例，完成拜祭祖先仪式、求得祖宗庇佑之后，戴鸿慈、端方二位大臣由北京经天津至秦皇岛，再换乘兵轮“海圻”号前往上海，搭乘至欧美国家的船只，开始西行。此外还有随行前往美国留学的八名学生，日后因在美国宣传孔教而声名远扬的陈焕章也在这群留学生之列。12月19日，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巨型邮轮“西伯利亚”号载着几十名考察人员，也载着清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殷殷期望，收锚起航，向着日本驶去。善于观察的戴鸿慈刚刚上船，就详细地记录下整个邮轮的构造和机关设置情况。

　　12月11日，载泽、李盛铎、尚其亨等人也从北京出发，来以上海。次年1月14日，这批考察团成员搭乘法国轮船公司的“克利刀连”号，先到日本，再转至欧洲等国家。一路上也是众人拥簇，浩浩荡荡，同行的除了一干随员之外，还有各省选派随团出洋考察者六人以及留学生若干人。

　　尽管为节省时间多参观一些国家，出洋考察宪政团已经兵分两路行进，但是相对而言，他们的行程还是很紧张的。因此随行人员就各施所长，按照自己的领域去观察他国不同的方面，以期用最短之时间取得最大之功效。

　　自然，这次出国考察，宪政为首要之目标，因此，每到一国，对于议院的参观和议会制度的考察必在计划之中，由是形成一个惯例，也引发许多思考。在戴鸿慈等人看来，在这些实行宪政的国家中，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为了国家利益做出的沟通以及君主和议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让他们耳目一新。当他们踏上所美国时，看到议院中的议员们“恒以正事抗论，裂眦抵掌，相持未下，及议毕出门，则执手欢然，无纤芥之嫌。盖由其于公私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而当他们来到英国时，也注意到“议员分为政府党与非政府党两派。政府党与政府同意，非政府党则每事指驳，务使折中至当，而彼此不得争执。诚所谓争公理，不争意气者，亦法之可贵者也”。

　　在意大利考察时，戴鸿慈等官员看到意大利议会中往往由议院就可以决定国王任命大臣之去留。对于这些考察大臣而言，此事让他们感到十分诧异：“义国任命大臣之权，操诸国王之手。而大臣之不职者，得由下议院控诉之，而由上议院以裁判之。欧洲诸国，政制相维，其法至善，胥此道也。”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于这种政治体制的惊奇和赞叹。

　　在考察宪政之余，这些官员们也对日本和欧美社会的物质和文化事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事实上，这样的社会氛围对于他们而言，确有耳目一新之感。因此，在这为时半年的国外行程中，他们分别参观了一些外国的社会部门和机构。大致说来，既有像政府机关、邮局、铸币局这样的行政管理和服务部门，又有像监狱、疯人院这样诸如管制社会另类人群的机构;既有像基督教青年会、商会这样的依靠宗教和社会力量所组成的团体，又有像美术院、博物馆、学校等文化教育机构，可以说是比较广泛地近距离观察、了解了日本和欧美社会的不同侧面，并且与中国的社会情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比较。譬如，当考察大臣们在德国剧院观看戏剧时，对于德国人编排戏剧时所花费的心思感触颇多，认为像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非常注重戏剧对于民众的教化作用，因此“不惜投大资本、竭心思耳目”，遂联想到中国的戏剧改良在社会中遇到的重重阻力，不禁感慨道，“又安怪彼之日新而月异，而我乃瞠乎其后耶!”

　　在参观余暇，考察宪政的大臣们也在享受着难得的休闲时光。每当他们到大城市进行考察之余，总是不忘前往所谓“优游休息”之地放松一下：“每至都会繁盛之区，必有优游休息之地，稍得闲暇，即往游观，辄忘车马之劳，足益见闻之陋。”相形之下，中国这样的“数千年文明旧域，迄今乃不若人”，难免让这些大臣产生相形见绌之感。待他们回国后，便立刻奏请由学部、警部主持，在京师次第筹办这些公共设施，并由清朝政府“饬各省督抚量为兴办，亦先就省会繁盛处所，广开风气，则庶几民智日开，民生日遂，共优游于文囿艺林之下，而得化民成俗之方，其无形之治功，实非浅鲜”。他们不仅提议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起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公园等，而且还不惜斥重金从国外购买回一批动物，放在北京新建的万牲园中，可以说是促成了中国最早的动物园的雏形。

　　归国献策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夏秋之际，经过近半年的海外考察，两批出洋大臣先后回到中国。他们在梁启超和杨度等人在东京事先写好的有关实行宪政的文章的基础上草拟了一份“考察宪政报告”，向清朝政府复命，正式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并且还指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此外，戴鸿慈、端方等人还根据从国外带回来的关于宪政的资料，编写出《欧美政治要义》一书，将欧美各国的政体或者相关的政治制度进行了简略的介绍，“不仅对于改革政治和其他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也使慈禧和当权亲贵对于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宪政知识有所增长，有利于基本国策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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